第567节（1 / 3）

卿是从西南回来的，又曾深入黔中，与大理国的交流也不少，卿觉得，该不该出兵大理？”

听刘皇帝问策，赵普一脸认真的神情，思忖一会儿，拱手道：“臣斗胆试言陛下疑虑所在！”

“直言无妨！”刘皇帝一派开明表现。

“其一，大理承统南诏，段氏立国三十载，无暴政苛治，根基可谓深厚牢固，讨之不易，又素与朝廷通好，卑辞厚礼以结国谊，若兴兵伐之，恐师出无名！”赵普道。

“有名无名，朕说了算，岂在意些许非议！”刘皇帝当即表示道，不过话是这般说，但从其表情可以看出，算是认可了他的说法一。

赵普则继续道：“其二，川南、黔中地区，已是僻远，而大理则更甚之。山高林密，道路艰难，粮草军械转运不便，若贸然发大兵伐之，容易劳师弥众。一旦战事进展不顺，则空耗国力，地时间若久，则成大唐伐南诏之旧事，且往后西南难安了。

两国若两年征伐，那么眼下黔中地区的稳定也将遭受破坏，甚至整个西南都将陷入糜烂的局面，取一无利可图之大理，而将朝廷陷入战争的泥潭，此等风险，当仔细权衡！”

“大汉不是大唐，朕也不是唐玄宗！”刘皇帝这么说道。

瞄了刘皇帝一眼，赵普仍旧一副淡定的姿态，继续道：“其三，自南北一统之后，大汉虽则奉行息政养民之策，然这五六年间，征伐之事，并未真正停息。河西、党项、安南、流求，虽然只是局部战争，但仍旧投入了大量人财物力。

尤其到去岁，安南方有个初步的结果，时隔不足一年，再度兴兵于西南，军事过于频繁。再兼，这些年朝廷以惠民之故，财税未有大幅增长，朝廷大工不少，直道、河工、西京，等等事务，也消耗了朝廷大量的钱粮，因此，再动刀兵，恐给朝廷财政带来一定负担……”

“卿所论这三点，看似在说朕的意思，实则为你个人看法！”待赵普说完，刘皇帝沉吟了一会儿，微微一笑道：“如你所言，朕还是当回绝王全斌，罢讨伐大理之策？”

闻之，赵普还是摇摇头，不过这回十分肯定地道：“朝廷攻伐大理，不论何时，都将面临此等难题，但这些困难，并不是不能解决，尤其在王老将军坐镇西南多年的情况下，知己知彼，定能克服。

陛下与朝廷多施安治西南之政，使川南诸蛮臣服，得以安定，这本就是在为攻伐大理打造一个安稳的后方。

且言大理国，段氏兴起于南诏分裂之际，多沿袭其制，其国内部族颇多，段氏为国主，对各部族并没有强而有力的控制，其仍属于一个部族联盟的国度。

另外，大理的世系继承，仍旧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当代国王段思聪承继由段思良，而段思良当初勾结权臣，篡夺侄位，这也是难以抹除的污点。朝廷如伐大理，此事可以大作文章，以其分化其王室内部的作用。

大理另一个问题，则在于诸氏贵族的崛起，族人遍及朝野，把控朝政，与王室争权，而段思聪难以制之。从早年的董氏，到如今日益膨胀的高氏、杨氏，这也是其内部一个严重的问题。

最后，大理国内三十七部族，对大理王室，难谈忠诚，这些年与其交通的过程中，也有不少较好意图投靠朝廷的。大汉的土司制，如在大理推行，强弱形势鲜明的情况下，可以尽服之，甚至引其为进军的臂助。

因此，征伐大理，最大的困难，仅在于地理地势对军事的限制，而如论用兵，臣相信，王老将军必不负陛下所托……”

听赵普这么一番陈述，刘皇帝回味了一番，呵呵一笑，显得很开怀的样子，道：“赵卿的意见，朕明白了！”

说着，刘皇帝站起身，刘杨与赵普也赶忙跟着起身。四下看了看，刘皇帝问道：“有没有什么需要收拾的，如没有，赵卿就同朕一道回洛阳吧！”

闻之，赵普退后两步，躬身一礼：“谢陛下！”

由土地问题引申

上得大路，骈马车驾稳稳当当地行驶着，向西京城而返。赵普终究没有直接随刘皇帝回洛阳，毕竟回归朝廷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去一心病，赵普自然可表现得相对矜持些，至少得到老母墓前，磕几个头，流几滴泪，敬告“夺情”之事。

刘皇帝呢显然也明白，自然不会强求，在“赵庐”坐了一会儿，也就先行回返了。此番出宫不过数日，除了带着刘旸看看西京周边的政治民情，便是拜访赵普，事情做完了，倦鸟也该回巢了。

一路可见，夏收已然结束，周边的农户，大多在打晒谷子，筹措缴税的钱款，再为下一轮的耕种准备，勤劳的农民，只要有地，一年四季都是不愁劳作的。

再加上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以及安定的社会治安，那么有地的百姓，大多能够保证生计，不说富足，至少衣食能够得到满足。

说到底，一切问题的根本，还在土地上。

不似其他道州，东西两京的土地，实则是比较集中的，兼并情况很严重。开封府下边，以职田、公田为主，西京这边，则就是真正的兼并了，到开宝六年，其中有六到七成的土地，都属于大汉朝廷的勋贵们。

这些地中，有些是朝廷对功臣的赏赐，有些是他们自己所置。勋贵乃至官僚置田产，可是自开国之初，就盛行的了，当年宰相苏逢吉被刘皇帝整治打击，除了贪污腐败、犯法徇私之外，也与他广置产业有关。

西京的问题，一直比较严重，也就在史弘肇在任期间，整治了好一批人，官府也收回了一大批田土，大部分划与农民垦殖，一部分作为职田，小部分则成为皇室的土地。

但多年下来，土地集中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逆改，哪怕刘皇帝并不喜欢，甚至可以说讨厌土地过于集中。

对于土地兼并问题，刘皇帝算是十分重视了，当政二十年下来，也出台了大量的措施，抑制勋贵，保护自耕农，但都是些治标不治本的政策。

其中最有效的，要属对田土买卖，课以重税，但仍旧只起一个压制效果。大汉子民的土地观念，早已是根深蒂固，深入骨髓，只要能得到土地，再重的税，也难以阻止他们的热情。

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大汉境内，从事手工业及经商的人群是越来越庞大了，但是赚了钱的商人，也少不了回乡置田，以求一片保底栖身之地。

早些年的时候，刘皇帝印象流地以为，土地自由买卖，是兼并的祸根，必须地禁止。因此，一度想过，重新颁布均田图，恢复均田制。

但后来终究是放弃了，一是考虑到，如果均田制有效，那在唐代是如何崩溃？那时候土地兼并的问题就解决了？二则是社会整体大环境所限，三代以来，虽则战乱不已，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稳步向前的，而官民百姓，也都习惯了土地的自由买卖。

如果刘皇帝强行更改此制，将使土地政策倒退，那么不只会引起贵族、官僚、地主的反对，哪怕是底层的平民百姓都不一定认同。

毕竟，普通百姓也有买卖土地的需求。这些年，大汉经济繁荣，极富活力，土地交易在其中也占据了不小的比重。

到目前为止，朝廷多打击的，仍旧是那些非法交易，而正常的土地买卖，并没有禁止。

“土地兼并，历朝历代，都是个难以根治的问题。而发展到后期，往往会形成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父子俩同乘车驾，刘皇帝拿土地问题来同刘旸探讨，说道：“黎民百姓没地种，生计就困难，要么栖身富户豪强，要么流落江湖。

而黔首庸贱无知，吃不饱肚子，自然要想方设法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