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4节（1 / 2）
所以搁后世当猪肉无法满足需求的时候，政府就会采取措施，及时提供便宜的鸡、蛋以满足百姓的饮食需要。
张顺综合考虑了鸡鸭和猪三种家禽家畜的优缺点之后，根据当前预防蝗灾的需要，便选定了鸡鸭两种家禽作为饲养对象。
特别这时代没有科学的养殖措施和相应的饲料、疫苗，若是大规模集中养殖，根本无法解决瘟疫问题。
所以在这种小农社会，选择鼓励农户散养，反倒是更安全、合适的选择。
所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便是这个时代社会的真实写照。
而像张慎言、吕维祺为官一任、教化一方，基本是也是以户为单位“劝课农桑”。
大概内容也不过是：每家种几颗桑树养蚕；养几只鸡几只鸭吃肉；如果有了富裕，供养家族孩童读书罢了。
张顺提出这个主张，果然深受张慎言、吕维祺等文官赞同。
吕维祺直接表态道：“主公所言甚是，一举两得，我等这就晓谕各地知县、知州，及时劝慰百姓！”
“嗯！”张顺点了点头，随即又想到了什么，不由又补充道，“若是家家户户养鸡养鸭，想必鸡仔、鸭仔定然不足……”
张顺话还没说完，不意张慎言接话道：“主公多虑了，五口之家，多养鸡鸭十余只，羊几只，猪一头，怎会短缺？”
原来以这时代典型的五口之家为例，上有老下有小，家中丁壮两个，丁口三个。
是以男耕女织，农闲之余，老弱又可以畜养些鸡鸭猪羊，种植些桑树。
除了耕地所产当做口粮以外，作为副业的桑麻所产可做衣裳，鸡鸭猪羊等家禽家畜，所产肉蛋可以作为蛋白质主要来源，打打牙祭。
所以由于张顺对这时代社会了解还不够透彻，就闹出这种笑话来。
张顺本以为自己提出的办法很好，没想到早已经常见不鲜。
他还以为自己提出的是开创性措施，而张慎言、吕维祺却以为他准备在原有基础上再多畜养些鸡鸭罢了。
张顺闻言不由有些尴尬，他仔细回想一下自己见到的农户，大多数如此。
若是再富庶一些，人口就会增加到七八口，家里几十亩地，再养一头牛或者一头驴作为役使畜力。
可是还是未等张顺决定怎么应当，那吕兆麟犹豫了一下，对张慎言施了一礼道：“我倒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张慎言一听这话就知道不是好话，不过看在这孩子还算懂礼貌的份上，笑道：“公事当畅所欲言，岂能因私废公哉？”
“失礼了！”吕兆麟又对张慎言施了一礼，这才解释道，“这些日子我和百姓多有接触，不少人家因为收成不好，多卖了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以满足口粮之用。”
“如今年景这么差了？”张慎言、吕维祺闻言不由为之愕然。
也难怪这两人如此，他们一个已经离职多年，一个是从南京这种富庶之地返乡，哪里知晓如今百姓艰难若此？
张顺一听便明白怎么回事了，这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破产”呐！
不要听张慎言、吕维祺描述的田园牧歌多么美好，其实仍然摆脱不了它脆弱的本质。
比如以父子为劳力核心的家庭，任意一个重病伤残，就会重创这个家庭。
再比如稍有富裕的家庭，若是遇到天灾人祸，连续一两季收成不好。那么就会背上沉重的债务，一个不小心就会家破人亡。
很明显张顺治下的百姓遇到了后者的问题。
一来不少地区曾是其他义军流窜之地，不知道有多人家破人亡；
二来这两年旱涝无常，不少家庭都开始入不敷出。
即便这些家庭好没有破产，多数也到了破产的边缘。
如果没有人为的干预，那么很快中原的这些百姓就会一无所有，卖儿鬻女，成为新的流民。
如果朝廷来不及赈济，那么这里很快就会变成第二个陕北，成为人间地狱！
什么“白骨露于野”，什么“易子而食”就会成为残酷的现实。
当然实际历史上更为血腥，连续的旱灾、蝗灾，再加上战乱屠戮，河南人口至少损失泰半。
素来人口密集的中原，尚需要从山东及南北二京移民，进行充实户口。
张顺哪里知晓这些？他只知道若是自己治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破产，那自己也离破产不远了。
这个时代无论是税赋还是劳役、兵役都以家庭为基本单位。
若是家庭不足以维持，那么维持国家基础的税收、兵役、劳役全完了，国家也完了。
怎么办？张顺当机立断道：“张先生、吕先生，无家则无国，此乃义军根本大计！”
“还请两位先生速派人去各地核实，若真是百姓困苦，须及时提供救助！”
“我欲于各地设立借贷，借给百姓耕牛、种子、农具以及鸡仔、鸭仔、粮食等物，以助百姓渡过难关。此其一也。”
“我欲于农司之下，再设立粮署，专职量入为出，调剂军民之粮。”
“丰年粮贱，粮署收粮，免谷贱伤农；荒年不足，则抑粮价，赈济灾民。若是算得粮草皆不足用，则及时外购调剂，开源节流，以求消弭于无形，卿等以为如何？”
张慎言和吕维祺闻言不由讶然，稍作思索便应道：“舜王仁义，得舜王治天下，乃天下百姓之幸也！”
“只是兹事体大，我等需要调查商议，定下章程，才敢报于舜王！”
顿兵雄关
张顺和张慎言、吕维祺商议了半天，想到哪儿就谈论到哪儿。
等到中间歇息之时，他稍作整理，发现这次谈话深度远远超出自己平日所思所想，已经触及这个时代问题的核心。
原本他还是照本宣科，对古代社会问题的认知还停留在教科书上所说的“土地兼并”、“农民失去农业社会的生产资料土地”这种教条化观点上面。
知道这一次交谈，他才深刻的认知到这些观点是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种宏大角度来说的。
若是单纯的从经济角度来说，反倒用教科书补充似的一句描述，“以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大量破产”来表达，则更为精确。
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模式是以法家思想为主要理论依据，其理想运转模式以“耕战”二字为核心，基础是以户为单位的小农为生产单位，上设官吏进行管辖、征税、征兵、征发劳役，最终对皇帝一人负责。
封建帝国的一切产出皆由“户”进行负责，所以这才有了“编户齐民”的要求。对这个时代来说，一“户”便是一个小型的生产“企业”。
无论在这些“企业”头上摞多少负担，世家大族也好，贪官污吏也罢，士绅乡贤也中。只要这些“企业”还有足够的数量纳税、纳粮，贡献劳役、兵丁，那一切都好说。
一旦这些“企业”纷纷破产，坏了一切的根基，那么一个王朝无论出来多少天纵奇才，也终究无力回天。
如今的大明就是如此，正如同坐在一个火药桶上，他治下的农户有的已经开始大规模“破产”，而有的已经进入到“破产的边缘”。
前者以陕西，特别是延绥之地为代表；而后者以河南府等地为典型。
若是从唯物史观来看，这大明也合该亡了。其基础已经严重崩坏，任凭崇祯如何有心计手段，非重整山河不足于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