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3节（2 / 3）

么高的觉悟。

那时候的大汉，上至达官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可都饥渴着，出征的汉军，名曰王师，奉诏讨逆，但实则就是一头头眼泛绿光的恶狼，而淮南则是一大块肥肉。

虽然已经有意识地对汉军做着约束，但那只是大的方面，秋毫无犯是不可能的，即便率先攻入扬州的赵匡胤军，在赵匡胤的严厉约束下没有大肆抢掠，但实际上仍旧有“打草谷”的行动，这还是和契丹人学的。有些战争规则，是轻易挑战不得的，否则就容易引起变乱。

小民没钱，商贾富农总能“借”点吧；郡望贤达不便轻动，那些不服王化的顽固份子总要抄家灭族的；官仓府库中的东西不能动，“战场缴获”将士们是总要分一杯羹的。

因此，在淮南战争中汉军所取得的一切斩获，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朝廷占大头，军队占小头，剩下一点留给新成为大汉辖地的淮南道。

而像康宁这样的人在其中，则是跟着朝廷与军队吃点残羹冷炙，喝点残汤剩水，但即便如此，那也足够其吃饱喝足，甚至撑破肚子。

看看康宁在淮南之战的半年多时间里都做了些什么，除转运辎重之外，就地“组织”民夫丁壮援军，筹集军需，甚至还杀过唐军败卒子，看守过俘虏，维持过城市治安……

战争从一方面而言，是耗损巨大的，但从有些层面来说，却又是一个暴利生意。作为胜利的一方，参与其中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饱食一顿，受到损失与伤害的是惨兮兮的江南朝廷与江北淮南成千上万的百姓。

而康宁仅仅通过从官军将士手中收取各种“战利品”，毕竟哪怕排除上交的部分，基层官兵们手中掌握的东西数量也是巨大的，当初汉军在淮南，不说刮地三尺，一半总归是有的。

对于将士们而言，相比于金银钱帛这样的浮财，有许多东西都是不方便携带，更是行军的累赘，最好是能变现的，而康宁恰好满足了一些官兵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他赚取些利润，是合情合理的，而一般的丘八，也不在乎交易背后的弯绕，只关注拿到手的钱财。

在淮南之战结束，大军凯旋，能活着回京的官兵都是腰包鼓鼓，同样的，有不少京城商贾看中那些“战利品”，就连三司使都得拿出一部分战利品变卖以弥补财政，准备抚恤犒赏。

而这样的生意，像康宁这样的聪明人，早在淮南就已经干过了。

有淮南之战的经验，后续干起这些事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取荆襄，收湖南，灭孟蜀，都是一般的模式，哪怕是当时已经一片凋零的湖南，都让康宁搞了不少“特色产品”，而平蜀之后那场变乱的背后，则是一场饕餮的狂欢盛宴，入蜀汉军们平叛立功，似康宁这样的“官商”则像秃鹫一般啃食这大军犁过剩下的腐食烂肉。

一直到第一次北伐时，大汉的财政已经宽裕不少，也开始打富裕仗了，那时候为满足北伐军辎的转运需求，通过民间车船商队分担压力，规模也更大，在价钱上也让利了。

但那时，已经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参与进去了，有资格的除了康宁这样的上车早的，就是由一些背靠权贵抑或干脆就是退役官兵组成的商队，而那些散船、散车，只是通过这些人拉活罢了。

当然，这仍旧只是一种运力上的补充，他们效率更高，损耗更小。只是朝廷不可能把关键物资以及大军后勤寄托在这些商贾商队身上，最主要的还是辎重部队，以及几十上百万的地方民丁，这些可是丁役，朝廷在前期基本只需要承担转运路程上的损耗，等战后才需根据情况发放一定抚恤。

而与过去发战争财有所区别的是，在第一次北伐战争中，康宁很克制，因此避免像一些肆无忌惮的商人那般被安上囤积居奇、乃至通敌叛国的下场，财产尽没不说，还家破人亡，永世沉沦。

康宁发力，是在战后，帮助打扫战场，尤其是南口、锦州这样的大战场，其中残存、遗漏的，可有不少好东西，敏感的东西不敢碰，但军民两用的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整理。

在汉军很多战役之后，一些普通的剩余物资，都是直接分给随军民夫以及当地百姓的，就更别提损坏的粮、木、衣、铁，死伤的马匹牲畜了。

如此风雨三十年，等大汉一统南北，北逐契丹，天下逐渐安定下来之后，康宁所积累的财富已经是十分可观了。

于是康宁开始尝试着开始转型了，王彦升印象中“卖皮货”的，就是康宁后来经营起来的，专门收集各种上好皮毛，制成各种皮具，为此还专门地建立了几座大的手工加工场。

所制皮货，大部分是卖给兵部下属的军器坊以及军队，这可是皮货消耗大户，而对民用，则主打高端市场，十多年下来，已是大汉城市高档皮具市场的领头羊……

天花板

当然，不论怎么变，怎么扩张，发家的业务，康宁是没丢的，与官府的合作，与权贵的关系经营，都需要每年花费大价钱去维持。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康宁手下的那支扈从队伍，始终维持着组织，非但没有解散，反而有所壮大，挂着“康”字旗帜的商队，几乎随处可见，足迹遍布大汉东西南北。

毫不讳言地说，靠康大官人衣食的人，数以万计。当然，这种主要依托于商业人身依附，并不是那么牢靠，要养这么多人，并不容易，除了有钱，还需有粮有肉。

大汉许多商贾，但凡经营有成，赚取了一定利润，便忍不住买田置地，将骨子里对土地的贪恋表现得淋漓尽致。康宁也不能免俗，家乡蔚州是必然要有产业的，置地万亩，在山阳圈牧场万顷，不少扈从雇佣都安排在其中，但这只是占比很小的一部分。

跟随康宁的那批人，来源众多，成分复杂，但在康宁的带领下，大多具备一点特性，那就是狼性，是习惯“吃肉”的。

当国内趋于安定，当大汉逐渐停下扩张的脚步时，康家却没有停止，相反，他们是自发地向外发展，尤其在海外贸易上。

最早在南洋搞“武装拓殖”的人与势力之中，就有康家，当然，从事后来看，康家的海外征途是有些巧合因素的。

最初是为了搞香料贸易，后来则是为了金银这样的贵金属。当年，康宁在湖南也是偷偷开了几个银矿的，获利颇丰，这自然是违法的，尤其在朝廷进行货币改革之后。

只是，由于当初以勋贵张进为首的滑州贪腐案，又引出了赵匡美私开银矿案，闹得沸沸扬扬，朝廷也籍此对各地的私开的金银矿大加打击。

连荣国公的弟弟都保不住，还主动投案自首，康宁生意虽然大，自是也扛不住的，主动断臂求生，将手中的私矿上交朝廷，还花费了大代价，给中原水灾受难百姓捐了一大笔钱，方才幸免，那也是康宁商业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次。

但是作为一个商贾，最突出的特质便是逐利，疯狂的逐利，尤其在品尝过甜头之后，开矿虽然辛苦，但绝对是一本万利。国内政策严，限制多，但国外便是一片海阔天空，任其遨游。

于是，康宁组织了好几批人出海，康家商队的足迹也由此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当年郭良平打三佛齐，夺蒲罗中岛时，康氏船队的扈从、水手可都是积极支持，鼎力相助，除了后勤帮助，甚至自带武器，上岸打仗杀敌。

当然，这个过程中没有亏的，死伤些人不算什么，圈夺的土地，占领的矿山，其中之利，是数倍乃至数十倍。和许多人感受到的一样，对于大汉的食利阶层而言，海外实在是太自由了，什么手段都能使，还不怕被人攻讦清算……

这十多年来，除本土开掘冶炼的部分金银，海外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