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6节（2 / 3）

适的粮价。对于绝大部分东京百姓而言，这仍旧是一个不低的价格，毕竟与最初相比，也涨了接近一倍，但与六十文一对比，似乎又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

但不论如何，在朝廷主动出手平抑后，东京民情民困，终是得到了缓解。大汉的百姓，不论市井百姓，还是乡野小民，从来都是温驯的，也容易期盼收割，只要还能过得下去，就能得过且过，只要不把他们逼到绝境，就不会出现大问题。

在这场粮价疯涨的浪潮中，受苦的自然是以两京士民为代表的百姓，但对全天下的农民来说，却不啻于一场福音，至少，在过去的半年时间中，同样的粮食能够换取更多的钱财。在这个前提下，他们的日子也确实能够得到改善，填补税收的粮食减少了，用于生计的自然就多了。

然而，在这股风潮之中，攫取了绝大部分利益的，显然不可能是农民，而是压在他们头上的贵族、官僚、商贾这样的剥削阶级。

至少，那些从事粮食贸易、运输以及相关产业的商人，是饱食一顿，赚得盆满钵满。过去的二十年，大汉商贸日益发达，但商贾的地位，却没有本质上的提升，再加上朝廷时不时地收割压榨一波，也让许多商人在苦心牟利的同时，也不得不多添几分小心。

当然，这部分指的主要是那些声名在外、腰缠万贯大商贾，一般的小商小贩都引起不了注意。而不论大小商贾，在有些行当，极其注意自己的商誉与行为。

尤其是粮食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生意，很少敢乱来的，毕竟，朝廷上上下下，盯着的人实在太多了，别说武德司、皇城司、各署衙，就是都察院的御史找到机会都要进言，敲打一番。而大汉的粮商们，能有那份乖巧，也是在朝廷堪称严苛的惩治手段下，不得不稍按贪婪之心，仅在东京，过去因为哄抬民生物资被抓捕、抄家、处刑的商人就达数百家。

但是此番不同，朝廷放宽乃至放纵的态度，几乎是摆在明面上的，一般人难以察觉，那些浸淫其中的商人岂能不晓。

虽然谈不上“奉命涨价”，但东京的大小粮商们，可都趁着这个机会，大胆地涨价。否则，以东京市面上正常的粮食物资供应，即便出现了战争与减产这样的客观因素，也不可能呈现飞涨的态势。

一直以来，在朝廷的压制下，低廉的粮价，让诸多粮油商人获取的利益并不大，即便是那些大粮商，也只是靠着规模方能维持。

微薄的利润，也曾一度让大量粮商改行，二十年，斗米五文的上涨，也是为了提升一下粮商们的积极性，方才采取的放宽。

而过去压制得有多狠，释放出来的时候就有多疯狂，过去半年粮价的变动，已然证明了这一点。朝廷的有意放纵，再加上利益链条上的饕餮们疯狂食利，共同催发了这一场“粮价闯关”。

当然，粮价只是其中一方面，伴随着的，是各种生活物资的价格上涨，油盐酱醋，都是这般。而与粮价的上浮相比，盐价的表现，则要更为显著。

到开宝二十二年四月，东京盐价已然攀升至一斗九十五文，而与粮价还有后续的平抑打压不同，盐价上升之后，似乎就没有落下来的意思了。

在中唐时期，有天下财税、盐利其半的说法，而到如今，大汉朝廷才真正开始挥起镰刀，无情地收割着盐事带来的利益。

迫于这些情况，京畿地区，也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抢购物资的狂潮，这固然在物资供应上带来了巨大压力，但同样的，也让朝廷籍此，回收了大量铜钱。

再多的喧闹，终有平息的一日，随着朝廷对各项生活必备物资的指导定价颁布，这样一股涨价浪潮也终于退去之，其后，很多京畿士民，都切身地感受到，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尤其是那些小市民，日子也开始难熬了。

这一场“价格改革”，基本都是在政事堂及财政司的主导下进行的，刘皇帝虽然一直关注的，但始终没有发表看法，一直持默认态度，从头到尾都没有插手，只是任他们施为。

出现了问题，必需要寻求解决的办法，而在解决旧弊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那也只有留待以后，在一时的利弊上，总是选择趋利避害，或采取利大弊的做法，这是刘皇帝向来提倡的。

如果说，过去大汉的繁荣是建立在庞大的农业体系上，朝廷通过对农民吸血，来维持开宝盛世的繁荣，那么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矛头将指向那些城市中的商贾、小士民及小手工业者，过去农民身上承担的压力，也将有一部分转移到城镇百姓身上。

漠北来人

夜下的礼宾馆，沉浸在一片灯火辉煌之中，这些年，经过不断的改造添置，大汉礼宾馆的规模越发扩大，设施也更加完善，当然，条件也更加奢华富丽。

随着大汉的对外扩张，影响扩散，与外界的沟通交流越发深入，往来东京朝觐的各族、各国、各势力，也越发密集频繁。

而每一位来宾的到来，都不免为东京繁荣、帝国强盛的而震惊，每个入住礼宾馆的人，都不免自惭形秽，把礼宾馆当做大汉皇宫的外邦使者，也不在少数。前来帝京的各色人等，也往往流连忘返，不等身上的钱财消耗干净，都不愿离去。

有点不够尊重外使的是，住礼宾馆，是要付钱的，并且价格不菲。这一点，也深受朝中一些言官诟病，认为这体现不出天朝上国的大气与海纳百川的胸怀。

不过，刘皇帝闲谈之间怼了一句，莫非要朕向隋炀帝学习，穷东京之力，任由外使，白吃白住？刘皇帝上纲上线了，下臣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看不惯的事情多了，也就不差这一桩。

因此，东京就曾经发生过，一些囊肿羞涩的小国使者，不得不搬出礼宾馆，也节省公资，支持在东京的外事活动。游荡在东京的市井间的一些外夷，说不准就是哪一国的使者。

然而即便如此，仍旧不能阻止外邦来朝的热情，大汉的门槛越高，他们就越积极。而在了解了这种情况后，后续的使者也都放聪明了，使团除了携带贡品之外，都备着足够的生活开销。

当然，朝廷也不是只进不出，完全不给回报，一些土特产的赏赐，以及一些政经军方面的交流政策，还是根据情况适当予以放宽，毕竟人家也是携礼而来，诚意深厚，只是以小礼换重赏的情况，在大汉基本不可能发生。

大汉的外交政策，从来都是重实利而轻颜面，这是延续了几十年的，要知道，早在刘皇帝登基之初的那几年，面对外使，刘皇帝甚至会亲自过问收了多少礼，没办法，那时候国计艰难，也实在是穷怕了。

马车缓缓停在礼宾馆前，一名身着绸衣的中年男子下车，掏出荷包，颇为认真地数出十五文钱，递给车夫。车夫顿时露出笑容，道谢之后，还不忘拉客，男子也同意了，约定明日同样的时辰，再来接他。

伴着清脆的鞭打声，车夫兴高采烈地驾着自己的“客车”远去，中年从后望去，不由叹了口气。自进入东京后，他叹气的频率明显变多了。

此人身材高大，留着一抹短须，除皮肤粗糙点外，看起来颇具气度。居住在礼宾馆的，基本都是外国外族使节，他也不例外，身份也比较特殊，他是如今漠北契丹的宰相，韩德让。

自从耶律贤病逝，经越王耶律必摄内乱之后，漠北契丹已经平稳多年了。内有耶律休哥、韩德让这些耶律贤时代留下的精干老臣辅助，外则有大汉注意力的转移、压迫减轻，如此，方才在主少国疑的情况下，支持到如今。

而韩德让，在当年由耶律必摄发起的政变中，坚持保王正统立场，与耶律休哥等宗室重臣，力扶耶律隆绪上位，也收获了丰硕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