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7节（2 / 3）

妥，只觉得军政大权集一身，是取乱之制。

刘皇帝的态度在这儿，刘旸等人也没法，只能跟着做更改。经过新一轮的商讨，决定仿照内地道州制置，设立安东都指挥司，统帅安东诸军，不过这一条仍旧被刘皇帝拒绝了，理由是安东不同内地，不具备直接统治的条件，需要有所区别。

再经过一轮讨论后，最终决定，以安东副都督掌那四军兵马，直接对枢密院负责，而副都督也在安东都督府下属，承担着维护治安、征讨不臣的职责，却不受都督辖制，多少有些不伦不类。

并且，所有的军需供给，也从辽东、燕山二道协调供应。说到底，刘皇帝在给予安东地区一定自主权的同时，手中仍旧要紧握着缰绳，不肯开任何口子，给地方军政财权集中的可能，哪怕只是偏僻的安东地区。

驻军如此处置，在财权上的定制，就不足为奇了，虽然朝廷也不打算在安东那旮沓获取多少财税，但还是要求明确税收，并依制向朝廷上缴，只不过数额调整为一半。

而因为东北需要钱款物资进行开发，维持都督府及下辖州县城镇的运转，这一笔财税还是会返还安东。

这一条，倒不是刘皇帝在作妖，而是财政使王著提出的，虽然有些脱裤子放屁，但用他的话来说，这就是制度。对于这一点，刘皇帝也十分认同，他是最喜欢规矩与法度的了。

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安东的财税不用事实上的上缴中枢，只是需要账目清楚，随时接受朝廷的查验审核罢了。

同时，按照刘皇帝的授意，每年朝廷还当拨款一百万贯，用以安东都督府对辖地的治理开发。

可以说，虽然朝廷设立了诸多的限制，包括对军权、财权上特殊关照，但安东都督府一成立，仍旧是大汉诸多地方政府中自主权力最大的一处，除了军、财二权，其他什么都能干涉。

用刘皇帝的话说，整个安东地区的开发、发展，只要不违背汉统，不逆朝廷意志，哪怕是设立一些地方性的规制政策，只要对东北的开拓发展有利，都可以任意施为。

至于第一任安东都督的人选，没有太大的争议，选定秦王刘煦，这一点，在刘皇帝的属意下，也没有人提出异议。

而更为关键的掌军的副都督，精挑细选，刘皇帝选定了襄阳王安守忠，田钦祚、侯仁矩、马怀遇等将领同为下属，可以说，这第一套安东都督府的军政领导班子规格是足够高的，也足够豪华。

至于坐镇东北多年的马仁瑀，也终于得以调离，入京，晋侍卫司副都指挥使，算是暂时被束之高阁。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禁军三衙中的正副统帅手中实权已经很小了，只是占据一个名义上的统兵权，其核心权力也逐渐下放到下属各军的都指挥使。

马仁瑀被安排到侍卫副帅的位置上，倒不是养老，只是做一个过渡阶段，至于要过渡多久，就看情况了。

当然，刘皇帝是不会亏待这样的功勋大将的，念其劳苦功高，刘皇帝特晋马仁瑀爵为乐陵侯。

伴随着安东都督府定制发往辽东的，是刘皇帝的一封亲笔信，信上的内容，可比冷冰冰的诏制要真实地多，刘皇帝对刘煦大加鼓励，让他放手去干，替大汉开拓出一个新东北来。

喜讯

琼林苑那晚父子翁婿之间的夜谈，对刘皇帝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或者说加深了他对胡人治理、边境安全、国家财政、大汉兵制以及军需供馈的思考。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刘皇帝自身心里已经十分清楚，有些问题是不得不着手进行解决，拖得越久，就越严重，爆发之后可能造成的破坏也就越大。

不得不说，刘皇帝近来是有些心浮气躁的，哪怕面上表现得很冷静平和，但心情总是带有一种焦虑。

原因无他，只是不喜欢如今的治国状态罢了，过去，尤其在乾祐时代，可以说是刘皇帝长风破浪在前，引导着、带领着大汉帝国前行。

那时候，刘皇帝是充分发挥着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精力充沛，不知疲倦，一往而前。但进入开宝年之后，那种主动能力却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帝国的稳固，逐渐丧失了。

过去，刘皇帝往往能够料事于先，有备无患，积极主动地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今，却只能被动地等待问题出现，然后再寻求解决的办法，而整个过程，也不似当初那般高效，显得拖泥带水。

大汉帝国强大了，再度成为雄踞东方的庞然大物，同样的，这份强盛与庞大也逐渐禁锢住了刘皇帝，一举一措，都无法像过去那般得心应手。

刘皇帝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透露着一个问题，他对帝国的掌控力是在下降的，当然也可以说他的顾虑正越积越多。这种感觉，很不好受，对刘皇帝这样的君主来说，尤其难受。

不过，当刘皇帝下定决心要办一件事时，还是没有人能够阻止的。当然，与以往不同，这一次，他完全得到大臣们的拥戴，尤其是军费一项，中枢的大臣们可是齐齐整整地同刘皇帝站在一起。

当君臣一志、上下同心之时，那么一切改变与革新都将不成问题，唯一的阻碍，或许只在于刘皇帝态度了。不知觉间，刘皇帝也越发趋向于一个守成之主了，打造了一个伟大帝国的同时，也将自己束缚其间，不愿轻易做出改变。

当然，进入状态的刘皇帝，也再度收获了热情，哪怕只有几分，并且短暂。他有了动力，继续去改造大汉，去维持他的帝王大业，就像一个外科医生，在诊断出他的帝国存在一些毛病后，开始操刀手术。

三伏天未过，刘皇帝便从琼林苑返回汴宫，紧接着便是一系列的商讨，不管是单独接见，还是御前群策，刘皇帝都稳步有序地推动着新一轮的改革。或许用改革来形容并不恰当，改良应当要更为贴切些。

回京的李继隆，有些出人意料地，也与一干中枢大臣同列会议，共同商讨着军政大事，并且有作发言。

对于这个女婿的看重，可想而知。当然，也没有厚此薄彼，仍在京中任职的杨延昭，也被钦点列席，哪怕只是忝居末座，至于二女婿柴宗训则没这个优待了，毕竟不善军务。

除此之外，在刘皇帝的单独会见中，李继隆也是隔天就被刘皇帝叫进宫中，就他对兵制改革的想法向刘皇帝进行更进一步的汇报。

这样的荣宠，惹人瞩目，令人艳羡，同样的，也给李继隆带去莫大压力。于李继隆而言，刘皇帝既是君王，又是岳父，双重身份压制，单独面圣，感受到的压力也是与众不同的。

没有人敢把刘皇帝的恩宠看作理所应当，过于优渥的宠信，也是容易把人压垮的。当然，李继隆是没那么脆弱的，只是在面对刘皇帝时，多陪了几分小心。

入伏之后，天气也开始多变起来，不时有阵雨、雷雨发作。才过未时，东京城再度笼罩在疾风骤雨之中，天地为之变色，豆粒般大的雨珠汹涌地滴落在殿瓦御道间，溅起阵阵水雾。

雨水虽然恼人，却也驱散了不少盛夏的炎热，崇政殿门扉大开，殿外大雨如注，不时有雨点飘入，沾湿殿内的帷幕。

雨声作幕，殿内刘皇帝、李继隆这对翁婿正在弈谈，当然，下的是五子棋。只不过，比起棋盘，刘皇帝的注意力更多的还是放在这女婿身上，自回京以来，他已经观察此人许久了，不知是父亲的早逝，婚后的成熟，抑或是长时间的锻炼，如今的李继隆比起当初实在沉稳太多了。

那份面对自己的小心翼翼，那下意识的察言观色，都让刘皇帝颇觉好奇，这份谨慎与谦怀，毫无年轻人的骄气与浮躁，也不知是跟谁学的，可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