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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江小艺第二次要梨汤的时候，王小花就打发了江石头去买，并且叮嘱他，等会儿就说自己是和他一块儿去的。

江石头问她要干什么？

这件事还要江石头配合，王小花当然不会隐瞒，直接说了自己的打算。

“刚刚班主和江姑姑争吵的时候，江姑姑发脾气，把茶碗扔到班主身上，他回房换了一件衣服，把换上的衣服拿来给我清洗，我发现里面有一串钥匙，估计是班主着急去忙，忘记了。正好我知道契约放在哪里，就在他房间那个上了锁的箱子里，何不趁这个机会，把契约偷出来，直接烧了。这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还不用付那五百两。”

江石头听到她要偷东西，顿时大惊。

身为汴梁的百姓，经常能听到包公审案的故事，其中盗窃就有好几起。

他知道，盗窃的刑罚相当重，凡盗窃赃物价值3贯以上，一律处死。

而包大人也相当厌恶盗窃之人，一般都是从重从严处理，自从包大人上任开封府尹，重判了几个窃贼之后，开封的风气顿时一清，盗窃的事就很少发生了。

作为普通百姓，自然觉得这判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样他们过日子都安心了很多。

而那些外来的商人更是感激包大人，因为他们才是被窃贼光顾的重灾区。

很多时候，他们带着货物进入开封，自己还晕头转向，找不到下家，东西就被盗贼惦记上了。

虽然宋朝的律法一向对盗窃判重刑，但上任府尹是个平庸之辈，一心想着不功不过，回老家养老，带得下面的人也都不积极办公。

虽然开封不会像小地方那样，衙役对着摊贩们收起保护费，但他们也不干事啊。

因此街上那种顺手牵羊，拿了东西就跑的情况特别多。

而摊主们要顾及摊子上的生意，不能去追，只能让他们一次次得逞。

次数多了，损失不少，叫人非常恼火又无奈。

可自从包大人上任以来，这种情况完全没有了，衙役们积极巡街，抓到抢劫盗窃，直接抓回去重判，风气顿时变好了。

因为关系到大家的切身利益，对于包大人判案窃贼一事，百姓们津津乐道，也总是百听不厌，说书先生说了一遍又一遍。

还有人改成了唱的，演的，总之在汴梁宣传个遍。

江石头身为汴梁人，还是在市面上混的，当然知道这种行为要是被抓，将有多大的罪过。

但王小花不知道啊，她自小在戏班子长大，接触的都是三教九流。

戏班混的地方，那都是底层，盗贼横行，各种犯罪也是层出不穷，再加上他们走南闯北，遇到打劫的，偷盗的，甚至直接动手抢的，那是数都数不过来。

宋朝相当安稳，但得看地方和对谁。

像汴梁这样的大城市，有个愿意管的官，风气自然就变好了，路不拾遗都不是梦。

可要是穷乡僻壤，或者地方势力猖獗的地方，那各种欺压盘剥就少不了，百姓日子不好过了，小偷小摸就很常见。

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大宋对文人优待，因此整体风气上，那些人是不太敢欺负到文人头上的，而掌握了笔杆子和话语权的，也往往是这些人。

他们没经历过，当然不会关注到这一层社会黑暗面。

而王小花身处戏班，几乎是最底层，从小就见识了各种抢劫偷盗的情况。

她身无分文，自然不需要担心，但戏班也是被偷了好几次的。

而且每一次，班主李青都觉察了，不过他只是默不作声，让来人拿了点银子离开，而不是跳起来把人抓住，扭送官府。

原因也很简单，他们是戏班，还是外来的，而偷盗的几乎是本地人，官府很可能不会为他们做主，反而会说他们诬陷良人。

谁都不愿意自己治下出现盗贼，这会显得他们执政能力有问题，影响他们升迁。

吃过几次亏后，戏班的准则就是，钱不会放在一处，而是隐秘地藏在各个角落。

显眼的地方，比如腰间的荷包，随身携带的箱子等物，会放一点银子，但不多，那些偷盗之人拿走就拿走了，全当交过路费了。

正是看多了这种操作，王小花一点也不觉得，把契约偷出来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因为她知道，契约被偷后，班主即便知道是她干的，也不会报官，这就是他们这些人的行事准则，尽量不惹事。

惹了事，也尽量若无其事，绝不会和官府打交道。

起先江石头还是害怕的，可王小花不愿意错过这次机会，直接道，“你不愿意也没关系，你帮我去买梨汤，我自己去偷，到时候真的事发了，我不连累你。要是没出事，我们就可以安安生生在一起了。”

她这话说的，江石头本就喜欢她，闻言也只好抱着侥幸心理帮她了。

不过他确实是个汉子，并没有让王小花去做，而是打算自己动手，他和王小花说，“你去外面，在众人面前转一圈，好证明不是你干的。我帮你去拿，拿了之后立刻带走撕毁扔掉。”

两人计划的很好，但行动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小麻烦，戏楼的人来来往往，一直有人经过班主的房间。

没法，他们只好一个放风，一个进去偷。

放风的也不是看有没有人来了，而是盯着班主房门口，要是有人靠近，立刻上去和他搭话，吸引他的注意力，不让他注意到房间里的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