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是哦嘘 2（9 / 20）

三商量，决定不批准这个项目。前几年，招商高于一切，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现在却不同了，必须挑挑拣拣，不该接受的，就坚决不接受。他认为，商业投资是商业投资，政治原则是政治原则，两者扯在一起，难免会惹出什么麻烦来。难怪一些招商干部说，台巴子很难弄，尽管他们也提供不可小觑的税源，让不少人有就业机会，但无论如何比不上欧美企业规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谷安县在遍布全国的“造城”热潮中，顺利地升格成了谷安市，还专门开辟了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城里城外热火朝天，到处都在搞基本建设。上级更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要求县市班子中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大学毕业生。

许廷高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脱颖而出，被推举为副市长，分管城市规划建设。

他感觉到了肩膀上的担子，也感觉到了权力的分量。他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失去理智，知道自己以前在大学里学的东西，早已不敷所用，便设法争取了十几个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进修的名额，带头去充电。年纪老大不小了，像一个毛头小伙子一样坐在教室里读书，端着盆子在食堂里排队，睡集体宿舍硬板床，颇有些不习惯。然而，他终究适应了，也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

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年做的事，才发觉规划始终滞后于建设，在实施过程中，也往往由于人为因素而轻易改变。比如鼋湖沿岸的工业小区，曾经得到了多少领导的表扬，迎来了多少参观者啊！然而，仅仅十年，规划上的失误就暴露无遗。尤其是土地批租，常常跟着项目走，一个批件，就能将原有的规划打破。这，恐怕还不能用“形势发展得太快”作为理由来解释……

当初认为做得很漂亮的事，后来却证明是拙劣的；当初并不叫好的事，后来却被称为有独创精神。对错综复杂的时局作出正确判断，实在需要经验和高智商。

此刻，在林光祖的项目面前，他也发觉，光谨慎从事已远远不够。看来应该找人咨询一下。

唯恐忘了，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西樵山遗址——土地批租”，旁边重重地画了一个问号。

许廷高轻车简从，突然来到博物馆，径直走进李安浦的办公室，这让李安浦始料未及。

李安浦与许廷高并不陌生。早在许廷高当规划局长时，遇到哪片地块哪个项目是否妨碍文物保护，常常要听听李安浦的意见。李安浦完全是业务干部的思维方式，不懂得虚与委蛇，也不会讲情面，总是直言不讳，该反对的时候绝不说赞成，该赞成的时候，也不会满是溢美之词。这难免得罪人，恰恰许廷高很欣赏这一点——或许因为许廷高也偏重于业务，跟他在性格上有共同之处。

许廷高毫不客套，自己拉一张椅子坐下，开门见山：

“李馆长，你给我上上课，西樵山遗址究竟有多大价值？”

“你千万不要叫我李馆长，我已经被停职了。”李安浦半开玩笑半认真，“你需要什么资料，我给你送去就是了。”

“这么说，你是心里有气，不欢迎我到博物馆？”

“哪里！我这个人当什么，都是这鬼样子。你不嫌我这里寒酸，我还能说什么？”

“你是在批评我，不关心博物馆吧？这里的建筑是陈旧了些，几十年没有变化，我们应该考虑重建一座新的博物馆。这件事，关系到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呐。”

“建造新博物馆，我中的锋芒，和周围的许多人日渐不睦，乃至遭受不公正待遇。夫妻关系竟也因此破裂。最终，他决定舍弃尘世中的一切——包括那些浸透血汗的文章和对于故土的眷恋，削发为僧。

一路往南，云游了好几处寺庙，才来到西樵山昙华寺。

当时的主持留他暂住了几天，见他诵经做课十分专心，又颇有些文化，记忆力也相当好，验过了僧牒，就收下了他。不多久，便委派他在正殿负责接待香客，登记捐赠。这件事，本来是由监院慧秀担当的。慧秀很聪明，有很强的社交能力，结识了谷安市企业界的许多老板，他们的资助，让昙华寺维持旺盛的香火。每年光是大年初一烧头香的捐赠，就非常客观。然而，慧秀竟也受到某些人的影响，纵使俗念萌生，有好几个周末竟然脱去袈裟，头戴假发，去城里享受鱼肉美酒，甚至忘乎所以地跑进卡拉ok，潇洒一番。这种违背戒律的行为，终于被主持察觉。主持毫不犹豫地将他驱逐了出去。于是慧良接替他，当上了监院。再后来，年逾八旬的主持圆寂，慧良就将昙华寺的一切都操持起来。

事实上，昙华寺从来清净而又简陋，只有一两个僧人，带着几个小沙弥晨钟暮鼓。

佛祖是慈悲而宽容的，他生活在无心层面，却允许慧良以宗教为业，给有心的生活层面带来善果。

李安浦与慧良和尚有很多共同语言。他们常常会从六根清净，议及灵魂和肉体，议及物质生活质量。慧良和尚宁可告别世间的一切诱惑，在庙宇中与黄卷青灯为伴，这让李安浦很钦佩。他有时也难免暗忖，如果换了我，能否削发为僧，以青灯黄卷为伴而心满意足？李安浦无法回答，心里却浮起一股淡淡的悲哀。

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过文章，题目是《幸福感与事业心》。生活中的幸福感各不相同，选择也各不相同。有的人视劳碌为享受，有的人为享受而劳碌，有的人形为心役，有的人玩世不恭。我们这些依赖于文牍会议，享受俸禄的人，是没有冻馁之虞的。可是偏偏会去做许多似是而非的事，还常常以牢骚来排遣内心的不平衡。也许，一个人未必真的要出家，但是以六根清净的心态干事业，却能无坚不克？

他突然想起了宋翰林。

前些时候，无意中看见宋翰林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赏宝”栏目，一副至高无上的权威模样。可是，即使在荧屏上，他也能感觉出那个收藏者拿出的冠形饰，未必是真品，宋翰林却评点得活龙活现，还给了一个不菲的估价。宋翰林似乎在做“托儿”，一个高级托儿。在情感上李安浦不愿怀疑宋翰林，宋翰林毕竟是高古玉的权威。然而，理智告诉他，娱乐大众的电视节目从来不会把“严肃”二字放在”。

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黑陶贯耳壶，圈足内壁刻有多字陶符，也很是为考古学家、文字学家们看重。饶宗颐先生曾经考释说，“乃有关古代奇肱民之记载”，并认为这“是相当成熟之文字记载，与甲骨文为同一系统，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也有学者怀疑，觉得有可能是当年购买这件陶器时，“为利所驱使者作伪，以抬高‘身价’”，或者是“可能属于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

玉器上刻划的单个符号，主要是与陶文“炅”有关的符号，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筒形玉琮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均刻有字符“”，即上边为日形的圆圈，下边为火形的符号。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刻有火形的符号。符号下部犹如人字形似的分开，有的学者称之为鸟纹，有的学者称之为云纹。

但，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刻划字符的报道中，都没有涉及到异形器。也就是说，杭州的远古文化博物馆的发现尚属个案。原因何在？有人作出了如下两点解释：

一是很多良渚文化遗址，与农田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遗址本身就在农田里，被发现了是遗址，没有发现就是农田。而农田面积远远地大于遗址面积。许多遗址都是在意外发现后才被“抢救性”发掘的。农民往往是发现“宝贝”的可做。我们是不是开一次董事会，就一些重要问题——包括您刚才提出的裁减员工的问题，认真讨论一次？”

石田久夫不假思索地说：